“大时代中的‘微’世界”专题（一） | 李小仪：错位的帝国身份与理想化美国精神——詹姆斯笔下的英美画像
策划人/王利平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艺术都以亲密见长，而不是宏伟的纪念碑。（《科学作为天职》第45页，德文原版第111页。）
在《以科学为业》中，韦伯感叹广袤的人类世界完全处于政治经济学的支配之下，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皆面临不可绕开的“硬石头”，既不能飞跃它，也不能软化它，只有十足的耐心和勇气才能够充其量理解它。时代不能再以燎原之势再造人类精神的共同体，激荡人心的伟大作品付之阙如，而那搏动的精神的“灵”或许只能像微弱的烛火一样跳动在尚未被系统理性化吞噬的私人关系中。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中，恐怕没有人比詹姆斯更擅于描摹私人关系角斗场与那些稍纵即逝的启示的瞬间。
本系列的四篇习作源于2023年春季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在下文中简称为《画像》）读书会，在阅读《画像》之前，我与同学们曾有一年共读歌德的体验。从各方面来看，《画像》都像是威廉麦斯特的倒置的镜像。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始于一场少不更事的热恋，他的初恋对象玛利亚娜—一位舞台上的地位低贱的苦命少女，向年少的麦斯特揭开了戏剧迷人的幻景，她是每个年轻人都渴慕的镀亮日常生活的那一束光。在若干奇遇之后，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在他成为一个丈夫、父亲以及觅得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际落幕。他面前展开了一条深入广阔的人类事务的道路。在对美的“爱”与对责任的“忠诚”之间，麦斯特似乎找到了一条平衡之路。书中迷离难解的是迷娘和竖琴老人与麦斯特的交往，他们是音乐与诗，是深沉、黑暗的非理性之境的美的力量，他们震颤并充盈了麦斯特的心，让他能持久焕发出对生命的怜悯与爱，给麦斯特以力量踏足并坚守他一开始并不擅长的日常事务。从歌德到詹姆斯，从麦斯特到伊莎贝尔，我们经历了一次从男性到女性自我教育的跳跃，也是一次从上升到下降的阅读之旅。《画像》没有留下光明的承诺，我们只有从侧面获悉伊莎贝尔遽然返回罗马的消息。可以肯定的是，在她面前不会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画像》让我们对美与责任，爱与忠诚，有了一番全然不同的体会。
詹姆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它是年轻、粗粝的美国与优雅、衰颓的欧洲对视的时代，也是工业、传媒、职业化全面加速并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时代。然而，表面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却欠缺伟大的行动。 我们目睹老迈的文明蜕化为雅致的审美和遗存的风度，还有暮气沉沉的恋旧情绪。崛起的新的时代孕育了日新月异的技术与令人目眩神迷的速度，也割裂了生长环境与人之间的有机纽带。《画像》中充满了漂流四方的人，他们或是以积极的姿态试图把握时代的运气，或是以寄生者的面目吸附在新旧世界的各个残片之中，还有那深吸一口气全力体验自由之重力的女主人公。命运的恩宠（或不幸）给了伊莎贝尔从美国乡间降落到佛罗伦萨的机会，欧洲的游历是她的自我教育之路，但我们找不到一个整全的意义感将她那些破碎的经验打捞并缝补起来。因为，没有一个文明之心或是文化之根能够代替她对意义的艰苦追寻。阅读《画像》是令人困惑的，失去了伟大传统的支撑，人物的行动缺乏英雄式的雕塑感，它是被束缚的行动和不断流转的意识领域的永久搏斗。无止境的对话、沉默与凝视让人与人的交往成为脱离大环境的战场，那里最深刻的爱与忠诚，最卑鄙的阴谋与背叛，最动人的怜悯都同时在无声地演奏着。
本系列习作是一次试图理解《画像》中的环境与人的行动的尝试。其中，前两篇习作试图理解《画像》中跨越大西洋的空间迁移，从英国、美国、佛罗伦萨一直到罗马，从古代历史的断片与残章中，从机械时代的轰隆声中，再现詹姆斯对时空交错下文明与本土这一对关系的把握。而另两篇习作则回到最隐秘的自我意识，回到伊莎贝尔曲折的教育之路。这位清新而强健的美国姑娘在欧洲见识了美的幽暗一面，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画像》的阅读者来说，从隆冬到盛夏，我们和伊莎贝尔一起走过了她在沉闷乡间的独处光阴，她在英国庄园中从无知到沧桑心境的转换，当然还有佛罗伦萨那美轮美奂光景下千疮百孔的现实。每个爱书人都最享受与书共在的时光。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
文/李小仪[1]
詹姆斯虽在大西洋两岸往返旅居，但其在英国居住将近半个世纪，并最终选择加入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这种对英国的敬仰和对英国人的赞美在其《英国风情》一书中多有体现。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为代表的欧洲帝国在海外的全面扩张时期贯穿了詹姆斯的大部分创作生涯。作为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化抱持较强认同的美国人，詹姆斯能够用作为“一个观察敏锐的外邦人”观察英国的世态，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将这种帝国外部扩张对内部社会面貌的影响进行丰满立体的刻画；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詹姆斯始终思考并不时评论着英国的现实政治，也对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帝国崛起的历程保持关注。他将这些事务融入小说写作和批评的背景，并反映在对人物心理变化、关系冲突的细致描写以及对不同城市地理风物的写意勾勒中。虽然在詹姆斯写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的1881年，美国的帝国色彩尚方兴未艾，这部小说中不同程度代表美国的人物都已显现出一种自信、昂扬和自由的精神面貌。借助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他们的往来和对照以及伊莎贝尔自身的经历，詹姆斯也试图对正在被商业化浸染的美国价值进行反思。
可以说，《画像》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詹姆斯对英国和美国的复杂态度：欣赏高度文明化、强势扩张的大英“帝国”气质，却敏锐观察到其强大历史传统对个体和社会面貌塑造的某种单调倾向，以及帝国内部转型面临的困顿。相比之下，美国自由、包容的精神价值少了历史的“包袱”，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却在与作为文化贵族的欧洲比照下不可避免地显出某种暴发户气质：高扬的个人主义少了关系和传统束缚，却隐含着从观察审视的视角将周围对象客体化的倾向。本文就从《画像》中展现的地理风俗和人物性格出发，尝试剖析詹姆斯对于英国和美国这种深刻而微妙的认识。
如《画像》中杜歇先生所说，英国人“往往前后矛盾”（51）：刻板印象中他们似乎是保守的，但又可能对平等、开放的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追求——沃伯顿勋爵正是这类矛盾人物的代表：用拉尔夫和伊莎贝尔的话讲，沃伯顿勋爵可谓“英国绅士的标本”（64）：优渥家境造就的舒畅的幸福感、深厚教养陶冶的贵族气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最新派的贵族，一个改革家、激进分子、古旧方式的藐视者。”（63）个人身份矛盾背后，是在帝国生长中弥漫于整个英国社会的张力：一个拥有古老历史和强大传统惯性的国家如何吸纳对外长期扩张中不断涌入的世界元素？又如何应对渐进式改革中庞大帝国潜藏的危机，乃至作为一种形态的帝国本身逐渐衰败的迹象？
（一）“昏暗的披风”
The Ninth of November, 1888, William Logsdail
詹姆斯这一“昏暗的披风”比喻可谓精妙：作为帝国的英国因其扩张性成为包揽世界各地物质文化的“披风”，但这些色彩斑斓的外来元素和多样个性又无法逃脱一整套无所不在的、笼罩一切的强大传统，给这个网罗一切的庞大帝国蒙上一层“昏暗”色彩。伊莎贝尔眼中的英国街景正是这一文化意象的具体写照：“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去匆匆的马车，灯光闪耀的店铺，一切都笼罩在潮湿的黑暗与灿烂中。”（313）“在英国，只要一个人拥有极其些微的权利，宗教的位置稍微站得高一点，就可以感受到社会风向的力量，他就必须屈服于这种社会风尚。”显赫的地位、深厚的涵养、广博的学识让沃伯顿勋爵“看起来似乎拥有一切，知道一切，他就是一切”（64）；但他的痛苦恰恰来源于对自身“被强加”的贵族身份既深感负荷又下意识依赖的矛盾心态。“把自己看作一种负担——一场噩梦。”沃伯顿因此“把一切都搞糟了”：“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又不知道该相信什么”；（65，拉尔夫）“他好像想废止很多东西，同时又不想改变自己。”（80，杜歇先生）虽然他自称“彻底的激进派”，但这些新鲜观点更多时候是一种高雅的“乐趣”，往往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他们在呼唤革新以重现旧日“辉煌”时不乏激情，但在对集体习俗的日常遵从中又显得十分安然。当亨丽埃塔直截了当地向沃伯顿提出为何不放弃自己的爵位时，这种暧昧态度就流露出来：“哦，我太微不足道了。要不是你们这些可恶的美国人总是在提醒我们，我早忘了自己是个贵族了。不过，我确实在考虑放弃，尽管也没剩下什么了，就在这两天吧。”（121）
如果说沃伯顿勋爵保守气质和激进思想间的矛盾感还使得他区别于大多数典型的传统绅士，那么他的两位妹妹，米尔德里德和莫利纽克斯，则是强大习俗笼罩下英国民族性格的缩影。用沃伯顿勋爵的话说，在英国有数以万计的年轻女子和她们一模一样。（69）“在同一时间内，有那么多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做着相同的事情——说着相同的俚语，戴着相同的帽子，系着相同的领带，收藏相同的瓷器，举行相同的草地网球或马球比赛，赞美相同的职业。”这种无娱乐性的“大众化活动”充斥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就了一批得体又如此相似的人。
自幼在美国开放自由文化熏陶下长大，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的伊莎贝尔对这种层层叠加的习俗“包袱”就有着非常强烈的直觉感受。当沃伯顿勋爵向她求婚时，伊莎贝尔感到“一个地域巨子、政界要人、社会名流，正在孕育着某种意图，要将她拉进他所生活和活动的体系中去，而他的生活方式却有些惹人反感，招人嫉妒......一个女孩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坏事，能够站在他的立场观察他的体系，也会很有趣；可是另一方面，他的体系，她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无非是将生活的每一时刻复杂化，甚至整个体系中都有些僵化、愚蠢的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负担。”（96）
（二）古老帝国的困境
詹姆斯在《英国风情》中表现出对英国帝国政治的热切关注，在不吝赞美之情的同时也隐隐透出对即将走到帝国扩张尾声的英国将往何处去的担忧：“英国在人类建设之中所发挥出来的伟大作用，她的强大无不的力量，她所占据的广阔的空间，她的领域广远的统治，所有这些我都想到了......在现今正在流逝的艰难岁月之中，一个意气相投的外国人发觉他的遐思神奇地快了起来。英国历史上的这种帝国色彩正是他真正关注的东西，他不由得暗暗地纳闷起来：这种帝国时代是否已彻底结束了？如今好像正是欧洲诸国都要大展身手的时刻，所以，他在期待着，英国既然曾取得了那么巨大的光辉业绩，随后她还希望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不难看出，詹姆斯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首个工业化帝国的英国将往何处去，更在思考作为一种形态、一个时代的帝国在经历长时间扩张后如何应对内部涌动的保守和新生力量，如何完成自我整合及定位。英国在加速扩张时期依靠多元的关系类型和广泛的利益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但其困境也恰恰来源于扩张逐渐陷入停滞的“帝国现实”和昔日体系播种下已遍及世界的“帝国因素”间的历史错位。对生活在这一时空的英国人而言，这也是即将步入尾声的帝国时代和远未终结的帝国情结间的身份困惑。
19世纪的伦敦街景
“英帝国”的历史错位和身份困惑与“英国”的文化传统惯性往复交织，将这个国家困于一层若隐若现的茧房中，并在微观上塑造了个体性格。这种思想上渴望突破、行动上又被无形力量束缚的困顿表现在沃伯顿勋爵与婚后伊莎贝尔相处的举手投足中：虽然对伊莎贝尔念念不忘，沃伯顿却从未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曾尝试给伊莎贝尔写信，却在发出前烧毁，理由是“我想你不会喜欢的”、“好像我没有权利用信件来打搅你”（280）；对伊莎贝尔未了的情愫话到嘴边又克制地咽下：“我会把它藏起来的，我会一直藏着它。”（283）为了接近伊莎贝尔，他甚至假装表现出对后者继女帕茜的兴趣。在经伊莎贝尔劝说决定放弃后，又能以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得体方式顺利脱身。“这不是轻率，而只是他一向取得成功的方式”。（470）直到最后道别，他都只在看似与帕茜的对话中委婉表达对伊莎贝尔的爱意和祝福：“他又逗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伊莎贝尔。‘你一定会很幸福的——你有一位天使保护你。”“不过假如万一有什么不如意，请记着......请记着......”“有时候想想我，知道吗？”（473）在詹姆斯看来，这种无处不在的规矩约束或许并非由于“自由精神”强大与否，而更多在于习俗建立是否深厚。“假如说美国人生活中有一个确定的惯例的话，那么，英国人的生活中就会存在50个这样的惯例。”
“九月凝滞的空气里，这座半空的巨大城池蕴含着它特有的魅力，仿佛包裹在一块积满灰尘的布料里的彩色宝石。”（131）伊莎贝尔眼中对伦敦城市风貌的写意勾勒与前述詹《英国风情》中“昏暗的披风”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詹姆斯让读者跟随这位刚踏上这片古老土地的、年轻富有活力的美国姑娘感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大英帝国那深沉的辉煌和弥漫于内部社会的困顿与徘徊。
若放到詹姆斯写作的整体谱系下观察，美国发展崛起的历程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笔下美国主人公在欧洲试图完成身份建构的过程。从早期《狂热的朝圣客》、《未来的圣母像》、《罗德里克·哈德森》来到欧洲进行文化寻根而不得的漂泊者形象，到《美国人》中自我文化意识开始与欧洲人“冲突”的纽曼，再到《画像》中体现“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大融合和综合”特征的伊莎贝尔，最后到《鸽翼》、《金碗》中作为强者在与欧洲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的女主人公，这种从依附到冲突再到吸收转化超越的美国人身份建构与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崛起而欧洲帝国渐显颓势的时代背景基本同步。[2]
本书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正处于詹姆斯创作谱系中欧美力量对比“转型”的节点。这一角色虽自出场就显现出某种欧美交融的文化特质，却仍随着情节铺展始终处于成长、变化当中。也正是在与异质文化和不同人格的碰撞过程中，詹姆斯希望借伊莎贝尔成长历程传达的“理想化”美国精神得到了丰满的诠释。
（一）“典型”的美国人
书中塑造最典型的两位美国人分别展现出那个年代美国精神较为鲜明的两面：代表美国个人主义自由精神和自信风貌的女记者亨丽埃塔，以及作为个人奋斗成功典范的波士顿商人戈德伍德。
“思想进步，观念前卫，对大多数事物都有明确的见解”。（46）“记者”这一职业更凸显了亨丽埃塔身上鲜明的美国特质：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和自信“观察”不同于自身文化的人和事。这种颇为“原始”的个人主义不仅让长居欧洲的美国人拉尔夫感到几乎要被呛倒（87），甚至让同样热衷于观察和评判新事物的伊莎贝尔都感到太“没有隐私感”了。（80）秉持着对“美国人”这一集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亨丽埃塔像一个“精力充沛的观光客”从英国游历到欧洲大陆，“尽情享受着丰富的写作材料”。除了对无法透过博物馆里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看透英国晦涩难懂的历史习俗感到苦恼外，她对于自己钻研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总是非常自信：“关于凡尔赛宫我没什么不知道的了”（207）；在威尼斯钻研两个月后，便“向《访谈者》发过去一份全面周详的报道”（272）。
20世纪初的美国纽约熨斗大厦，图源：微信公众号“老照片”
商人古德伍德则是典型的通过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美国叙事”角色，展现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斗志和雄心。他和亨丽埃塔的共同特质之一是未经过文明充分“教化”的、能量充沛的个人意志在与人相处中显出的某种生硬乃至冒犯。这也正是伊莎贝尔在面对古德伍德的追求时感到个人自由受威胁的重要源头。作为一名靠两辈人的奋斗成功跻身商业精英行列的“典型”美国人，古德伍德身上有着现代商业浸染的典型气息：“他乐于处理复杂的问题，应对困难的挑战。他喜欢管理，竞争，经营；他能让人按照他的意志工作，相信他，为他冲锋陷阵，维护他的正确性。这就是人们说的管理的艺术，而在他的身上，它又建立在他的大胆设想和远大抱负之上。这让那些熟悉他的人觉得他会做出一番大事业，而不仅仅是经营一家棉纺厂；卡斯帕·古德伍德身上没有任何绵软的特征，他的朋友们也一致认为终有一天，他的名字会被大书特书。”伊莎贝尔欣赏他身上这种充满美国性的感染力和充沛的男子气概，但与自己倾心的欧洲精致高雅的文明特质相比，古德伍德那太过僵硬严肃的外表和言行则不免显得粗糙：“他四方的下巴太过坚决，笔直的身材太过僵硬：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他同生活的内在韵致缺乏轻松的共鸣......他每次穿的衣服总让人觉得太新了。可是它们看起来都好像是同一套衣服；款式、面料，都乏味地一模一样。”（109）
《乱世佳人》海报
短暂的历史使得美国社会的文化积淀滞后于其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和对外扩张的步伐。詹姆斯始终对母国开放包容的精神抱以一以贯之的自豪，也对这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想象，但仍为这一时期美国文化中的粗俗和市侩气息感到不堪。通过成长中的伊莎贝尔在与亨丽埃塔、古德伍德交往中感受到的或弱或强的生硬感乃至冒犯感，詹姆斯对一般印象里“典型”的美国精神和其心目中理想的美国精神进行了微妙区分：前者洋溢着探求新鲜事物、高扬个人价值的激情，后者则能更恰当地把控这种一往无前的激情和必要距离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将自己之外的他者客体化的倾向。
（二）遭遇双重流放的寄生者
“旅居欧洲的美国人”是詹姆斯小说中最常见的主人公角色设定。其中的很多人满怀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向往并拥抱其中的美好品质，却也不乏在对高度文明化的生活方式流于形式的模仿中迷失自身文化本源，又无法真正融入异国社会的“寄生者”。本书中的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就是这类遭到美国和欧洲文化“双重流放”人群的代表。
其中，与梅尔夫人的“遭遇”是伊莎贝尔从更多观赏欧洲风物到深入接触具体的欧洲人的节点。在与梅尔夫人交往之初，其广阔的交游、丰富的见识以及恰到好处的分寸举止深深吸引了伊莎贝尔，以一种具体的形象满足了伊莎贝尔对欧洲历史文化的美好想象。但与此同时，敏锐的自我意识又让她意识到梅尔夫人身上过度文明化带来的某种失真：“她的个性被社会习俗包裹得严严实实，她的棱角也被磨得平平整整。她太柔顺，太有用，太圆熟，太完美......伊莎贝尔发现，很难想象梅尔夫人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好像只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人们会怀疑，她是否和自己的灵魂有交流？”（180-181）这表面看是一种失真，本质上却是人格缺乏站立的根基：个体随着社会网络自如地伸缩流动，甚至在最内里也没有固定的形状。
如果说初入欧洲的伊莎贝尔对于这种文化无根状态还停留于一种模模糊糊的直觉认识，那么逐步发现奥斯蒙德真面目的过程则让伊莎贝尔清晰认识到了这种借高雅之名行庸俗之实的寄生型人格的存在。用拉尔夫的话说，梅尔夫人是“太完美”，奥斯蒙德则是太“狭小”：一个为融入上流社会圈子交游四方，一个只能从露珠般少得可怜的“成就”中吮吸到片刻幸福；一个自称“我了解我的欧洲”，一个“不来自任何地方”。二者本质相同——完全将自己的言行标准、价值获得建立在变动不居的外界认可上。奥斯蒙德渴望世俗的成功，却又不愿为之付出努力，只能靠一些东拼西凑勉强获得的荣誉和故作超然的艺术爱好维护自尊。价值上完全被外界关注俘虏，行动上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奋斗意志，这已不仅仅是流放，更是一种自陷的奴役。“在这个最为重视自我表现的人身上，兴奋只能转化为一种自我控制的狂喜......他从来不会忘形；所以他从来不会忘记要表现得优雅、温柔，永远戴着面具。”（342）看似超凡脱俗的精致外表和实因趋名附利大起大落的内心世界形成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也注定了被虚荣心败坏掉美国精神的旅居者只能如无根浮萍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命运。
“遭受痛苦对于伊莎贝尔不是沮丧、麻木、绝望，而是一种激情，体现于思考、沉思、对于每一种压力的反应；总之，对她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情形。”（418）陷入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骗局正让伊莎贝尔身上理想的美国性更蓬勃地生长出来。此前“她太年轻，太渴望生活，太不了解痛苦”，（47）而直面失败的婚姻则将伊莎贝尔头脑中种种理念的、抽象的智识转变成了清晰可感的连贯经验。她感受到自己应当承担起对帕茜的责任，她最后选择回到罗马、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这种“有责任的自由”让伊莎贝尔固有的美好品质在现实中落地，理想的美国精神得以呈现。
我们透过伊莎贝尔的眼睛看到帝国街头湮没在潮湿中的黑暗与灿烂，又跟随她穿过熙攘的人流，遇见那些或卡在时间齿轮中进退不得、或在涌动的现代商业和个人主义潮流下轻装向前、又或漂浮在精致文明的陆离光影中失去文化根基的人，一路见证我们的女主人公在与不同人格的碰撞、与具体个体的联系中获得自我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莎贝尔这一角色不仅是詹姆斯对理想化美国精神的具象化创作，更寄寓着他对英美文化进入更高一层融合互动的美好追求：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历史应当为越来越“不确定”的一切找到锚点，但又不至给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背上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东西均可围绕个体“被建构”，人们固然不该吸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上完全失去了自我，却也应对某些真实而具体的关系更加投入，在有责任的自由中获得对个人价值的确证。█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李小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2]参见王庆：《论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中的美国身份构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编辑 丨彭业佳
校对 丨熊凯歌
审核 丨李昊玮、杨勇
源典 |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
合辑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